姐姐捂死妹妹真正的“案发现场”
作者：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姐姐是否有轻度抑郁症，杀妹时是否正在患病，除了相信有关鉴定，人们无话可说。但是，姐姐的种种言行——“要帮妹妹和家庭解脱痛苦”，杀死妹妹过程中的冷静和始终“不后悔”，则表明她一直受清醒的意志控制。杀妹计划势必经过长期的心理挣扎，这到底是反人性的还是“太人性”了？这个问题是如此难以回答吗？患者家庭长年生活艰辛，社会对患病女孩权益保障缺失，父母亲事后的“认可”，姐姐“杀死妹妹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可是，仍然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对于一个在同一瞬间孕育在同一个子宫里的生命，一个在１２岁患病以前完全正常后来也仅仅是间歇性精神病的生命，在被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姐姐杀死半年后，为什么就没有一些悲悯复活呢？为什么姐姐杀死妹妹的理由是如此受体谅呢？人人生而平等，在这里，当事人父母，还有媒体、司法和公众的反应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道德和价值的倒退——精神病人的生命价值低于正常人的生命价值，这样的判决作出后，难以设想，是否会强化这种早已被文明社会摒弃的价值观，更难设想，是否会助长中国对精神病人的生活权益甚至生命权的漠视，要知道，中国在这一块本来就落后于先进国家。在这里谈生命的价值是多么奢侈的事情。法院作出这个判决，不是一般的慎重。而络调查则表明，百分之七十的友“支持判决”、“理解姐姐”。以法律“优惠”这个家庭的不幸，终于成为司法实体、知识界和草根民众的主流声音。这才是“姐姐含泪捂死妹妹”的“案发现场”。在这样的语境下，什么悲剧不可能发生呢？多数人“能理解”姐姐捂死睡梦中挣扎的妹妹，则被捂死的岂止是一个可怜的女孩，人性和良知是否同样受到了窒息？人性的黑洞多么令人惊悚，但都能找到根植于现实的呼应。精神病人，是我们人类的同胞，也是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父母子女，这是家庭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是否具备对这种不幸的承担和对弱势群体的悲悯，才彰显出人不同于普通动物，才刻画出文明社会和落后社会的分野。
(本文来源：红
作者：何三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