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位对非虚构感兴趣的媒体从业人员，一位写作者，
这本书将带你发现什么是非虚构写作当中的创造性；
如果你是一位编辑，一位出版人，
这本书将为你揭秘出版行业的内部运行规则。
任何想要了解写作、或了解出版物的形成的人，都不应错过这本——《写作这门手艺》。
约翰·麦克菲是美国书评人协会终身成就奖、普利策奖、乔治?波尔卡新闻奖得主，被公认为“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开拓性人物。约翰·麦克菲的学生中有多位也是普利策奖得主，还有很多活跃在《纽约客》《时代》等知名媒体，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寻路中国》的作者彼得?海斯勒。
在这本书中，作者约翰·麦克菲公开讲述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四十余年的写作课程。这是读者期待已久的一场大师写作课。这本书在美国一出版即反响强烈，广受赞誉，分别荣获当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年度好书，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年度好书。
下面给小伙伴们分享一篇书摘，让你仿佛亲临大师级别的写作课现场~
参照系
FrameofReference
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的写作课上，招了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的本科生，名字叫作艾比·克里斯特尔。我给他布置的作业之一，是以另一位名叫格兰格·戴维的学生为题，写一篇人物随笔。这个名叫格兰格的本科生，碰巧在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待过的大学别墅俱乐部担任主席，伶牙俐齿，冷静自持，跟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都很相像，比如《人间天堂》里的爱默里·布莱恩。艾比·克里斯特尔在他写的人物随笔中毫不夸张地提到，格兰格·戴维“sprezzatura”。
sprezzatura？当然，现在是一手掌握天下词的先进时代，地球上的人都知道“sprezzatura”这个词是“潇洒”“放荡”的意思，可年的我根本不认识这个词，于是我找到了一本意大利语词典。没有。换一本意大利语词典。还是没有。我翻到“韦氏二版”，也就是《韦氏新国际足本词典第二版》。没有。我拿起电话，打给女儿玛莎；她住在意大利，曾经与人合作，把若望·保禄二世的《跨过希望的门槛》由梵蒂意大利语翻成英语。
尽管各种证书一大堆，玛莎也帮不了忙。
我又到女儿莎拉那儿试了试，她在埃默里大学任艺术和建筑史教授，巴洛克时期的罗马史是她的专业。她的电话答录机跟玛莎一样帮不上忙。
那天晚上，我碰巧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参加了一场宾客涌动的招待会，陪同我的是另一个女儿珍妮；她是保禄那本书的另一个译者，她丈夫卡·帕萨莱瓦出生、成长和读书的地方都是佛罗伦萨。“喂，卢克，sprezzatura是什么意思？”
卢卡回答道：“我不知道，问问珍妮吧。”
珍妮说：“我不认识这个词，不过那边那两口子也许认识。那个男的在意大利领事馆工作。”
领事馆员：“问问我老婆吧，她是搞文学研究的，我不是。”
太太：“非常抱歉，我不认识。”
第二天，我回到普林斯顿大学，与艾比·克里斯特尔如约开故事讨论会，我们面前的桌面上，摆放着他以格兰格·戴维为对象所写的人物随笔。我用食指点着“sprezzatura”问道：“艾比，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艾比说，他是从卡斯蒂廖内年的《侍臣论》里面挑出来的。“意思是不经意地优雅、得心应手、不费灰之力地完成某种潇洒之事。”
他走了之后，我随即再次给莎拉打去电话，她马上接听了。她说，艾比说的一点儿没错，不过他提供的释义还应该加上“若无其事”这一项。她说，拉斐尔把“sprezzatura”这个词带入了绘画。“他把自己的朋友鲍达萨尔·卡斯蒂廖内画成了一个理想中的朝臣，看起来潇洒、若无其事。这幅画现在就挂在卢浮宫。”
罗伯特·宾厄姆在《纽约客》为我做了十六年的编辑；他长有一撮油光可鉴——更不必说惹人注目——的胡须。我在早年的某篇文章中，曾经写到过一个人，说这个人长着一撮“真诚的”胡须。不出我所料，宾厄姆为此拿着手稿走出办公室，顺着走廊来到了我的办公室。真诚的胡须，麦克菲先生，你是说真诚的胡须吗？什么意思？那么，你是不是在暗示，还有不真诚的胡须？
我告诉他，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直白的说法。
这胡须写进了杂志，让我感到自己已经功成名就，俨然《纽约客》的非虚构胡须专家。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一个长着“并非无意义胡须”的人，大湖区一位船老大长了一撮“回转仪胡须”，北部林区有个人蓄了一撮“林业勘察员厚道胡须”。缅因州一位家庭医生长着一撮“止痛胡须”，另一位医生长的是“宽心胡须”，还有一个医生的胡须“似乎具有医学意义，因为它一直平铺至嘴角的两边，却不说明较好或者较差的预后效果”。
一旦碰到十分罕见的情况，写作至少应该充满乐趣。
道奇上唇长着的毛发，远多过他头上的任何部位。他长着一大绺海象胡须，什么都有了，就缺两颗长牙……他说的话，透过足可载入吉尼斯大全的胡须，轻柔地飘出来。那可真是一道景观，像是嘴唇上搁着一个桶。
不可避免，这一切都要追溯至安德鲁·劳森(AndrewLawson)。安德鲁·劳森？伟大的安德鲁·劳森出生于苏格兰，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结构地质学家，命名了——或许是使之得名——圣安德烈亚斯断裂带。安德鲁·劳森坐进放在潜水箱中的一只桶里，下降到旧金山湾，以确定金门大桥的南桥墩是否应该修建在当前位置。
满头白发，身材魁梧，长着一绺神圣不可言说的胡须，劳森看上去就有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儿。
充满质疑的信函，像溢出潜水箱四壁的水流，不断送到《纽约客》的办公室。心胸极度开阔的作家查尔斯·迈克格拉斯，当时还是《纽约客》的一名年轻编辑，主动写起了回函。
以神圣不可言说的什么东西，以及一个好似停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词语，作为参考标准，很可能不会让有些读者感到豁然开朗，而是让他们很不耐烦。做这件坏事的人是作者。谁的过失谁来背。
不过，与此同时，反过来说，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显得至关重要，那就是参照系，也就是为了使其更易被人理解，你所选择提到的人或物。一说到碧昂丝，大家都知道她是谁。说到维罗妮卡·莱克，你倒不如去一趟奎蒂科-苏必利尔荒原。
讨论这样的话题时，需要增加一层叠层：写于何时？本文写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很显然，如果提到纽约，你可以指望大多数读者都知道它是个什么地方，位于何处。但你如果提到维纳尔角，就不能有这样的指望。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说到斯卡斯戴尔时，你会怎么样？你需要说明它在什么地方吗？思泰普凡、斯坦利蒸汽机、黑白单元、鹅颈挂车。你如果知道什么是鹅颈挂车，请举手。
三十二个人，一只手举了起来。
“斯泰西，你家住什么地方？”
“爱达荷。”
为理解参照系的复合特性，请想一下它们的附带后果，想一下原有参照系随时间发生变化，最终在历史上形成的明显断层。剑桥大学负责英国文学的学术导师会交给你一张未经确认的散文或诗歌样文复印件，然后你得说出其写作于某个世纪的某个年代。这一习惯叫作年代测定，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有用的比方是地球年代学，我曾经试着用以下描述对它做出解释：
让我们设想E.L.多克特罗在一本小说中有这样的描，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威廉·特威德、阿布纳·道布岱、吉姆·柏瑞哲和玛莎·简·卡娜瑞坐在一起，共享拉瑟福德·B·海斯出来的一顿饭。地质学家把这种现象叫作化石组合。即便多克特罗不提供更多协助，地质学家也能快速断定——其他人也能同样如此——这顿饭一定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因为这个70年代开始的时候，卡娜瑞18岁，特威德卒于年，而其他人的个人档案都跟这些年限不发生冲突。
化石是时代的同位素，在19世纪，科学就这样延展了它能讲的故事。我说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展示参照系如何发挥作用，然后从通用状态很快演变为退化状态。刻意为自己生活的年代书写，是我最不建议年轻作者采用的做法。噢，咦，讨厌死了。任何人都不要尝试这种做法。我们只能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在交给编辑之前就变得陈腐老套。
你如果找一些具有某种持久性的典故和意象，那么你的选择将会让你写的文章具有一种稳定性。不要以为你看过的一部电影，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看过。在虚假的参照卷宗里，那是最浩大的一类文件夹。“这让人想起电影《生死狂澜》里的急速爬升过程。”“那跟电影《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的结局很像。”
莎拉·伯克赛年在《纽约书评》上写了一组文章；这组文章描述的是艺术家赫达·斯特恩和索尔·斯坦伯格，说他们“认识《纽约客》杂志的所有员工、所有作者、所有漫画家和所有电影人，如查理·亚当斯、科宾、威廉·史泰格、彼得·阿诺、易安·弗莱泽、德维特·麦当劳、哈罗德·罗森伯格、E.B.怀特、凯瑟琳·怀特，这些人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这就是一组化石，但其中有一个病毒。那顿饭摆上桌面的时代，住在俄亥俄州哈德森市的易安·弗莱泽时年九岁或以下。
参照系很像在夜晚降落的大型客机机身上那一组组灯光，有的会不时闪烁。你能看到这些灯光。它们代表的，是你看不见的那个庞然大物。参照系——也就是徐徐下降的灯光组合——范围内，是一架襟翼已经放下、正在寻找跑道的大型客机。
在借用生动性上，你很难做得轻松。你如果说某个人长得像汤姆·克鲁斯——还是到此为止吧——那么，你是在让汤姆·克鲁斯帮你进行写作。只要读者不知道汤姆·克鲁斯是谁，你的描述就算失败。
汤姆·雷普利是谁？
德维特·加内尔于年在《纽约时报》上这样写过：“卡斯特里是个很难捉摸的人。他有几千个朋友，至交却一个也没有。他身上有一种无法说清、无法定性的东西，跟汤姆·雷普利颇有几分相像。”
还可列举更多散见事例，年头不算久远：
年，约翰·莱纳德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文章，对美国文库中收录的詹姆斯·艾吉的作品做如下论：“谁知道婚姻为何物，也许就像音乐电椅。总体说来，就是在寻花问柳、追求毫无意义的男子气与像艺术创作那种富于幻想、却又带给你痛苦的事儿之间摇摆不定。而你得不到的是成长；你所得到的，不过如同诺克斯维尔的鲁弗斯。”
年，詹尼特·马思林在《纽约时报》撰写书评，对罗伯特·莱列克斯的《漂亮男孩回忆录》做如下评论：“尽管面临诸多障碍，有些危险尤其听上去如同未来的奥古斯丁·巴雷斯，他仍然通过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故事，把她写成了中心人物。”
乔尔读到大学高年级时，于年进入我的写作课班级。我一直在努力，结果他还是在《被外星人捕获》一书中，对塔夫茨大学的一位教授做出了如下描写：“他跟吉恩·怀尔德长得很像，都有某种狂躁劲。”吉恩·怀尔德？我可不认识。不过请注意，当乔尔说“都有某种狂躁劲”时，对于借来的生动性，他已经还掉了不少。
我们再来看罗伯特·赖特，他进入该班级的时间早了四年，早已成为作家，将会触碰很少有人敢去面对的主题，比如达页的《神的演化》（年）。他写的第一本书叫作《三位科学家和他们的神》（年）。第十九章的开头部分说：“肯尼斯·博尔丁跟桂格很相像，这并不意味着他长得像桂格麦片铁桶上印的桂格头像。”
鲍勃对这一比喻的后续发展似乎并不关心，而是继续这样写道：
事实证明，确实存在某种相似性。他们俩都蓄着满头的齐肩白发，长着一双蓝眼睛，面颊红润；两个人的性格基本都很开朗，都经常挂着笑容，或者随时挂着笑容。肯定也有不同点。博尔丁的头发不如麦片桂格的头发那么柔软，下垂不多，往后梳的较多，擦着双耳上缘径直绕过。博尔丁的脸并不柔和，显得很普通。他的鼻子高翘，双眼深陷，见多识广。
通过借用和比较形成的生动性，可能从不会被这么地还回去。
年，特雷佛·柯森在《鱼之禅》里面写道：“大马哈鱼循着气味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就在它们朝着上游进发的过程中，同时经历着惊人的解剖学变化，这跟戴维·班纳博士演变成无敌浩克并没有什么不同。”
年，迈克尔·坡兰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写道：“看着阉牛费力走上通往屠宰间大门的那道斜坡，我一如往常地需要提醒自己，它不是《死囚漫步》里的西恩·潘；令人欣喜的是，它那颗笨牛脑子里完全没有消亡这个概念。”
年，马克·辛格在《美国某处》一书中，为未欠债务支付了高额利息：“吉斯缺少政治家的光环和风采。他年届六十，红光满面，长满雀斑，一头红发看不出半根白须。髭须下垂的他戴着金属边眼镜，穿一件花格衬衫和蓝色牛仔裤，给人的总体印象，跟纤瘦的威尔佛德·布莱姆利十分相仿。”
谁是威尔佛德·布莱姆利？谁在乎？
年，易安·弗雷泽试图在《纽约客》上摆脱债务人的管束，后以失败告终：“她一边表演康噶鼓，一边做陶器，还一边拿到了第二个硕士学位，专业是实验心理学，主攻海洋生物学。她跟20世纪70年代的情景剧《幕德》中那位已故明星碧·亚瑟长得很像，我要不这么比较，会显得粗枝大叶。”
参照系遭到作家和娱乐界播音员们的滥用。我们正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福克斯广播公司还在羞答答地提到“一个叫作’甲壳虫’的乐队，和另一个叫作’滚石’的乐队”。怎么那么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如此回顾《华盛顿邮报》编辑本·布拉德利的一生：“他与乔治敦的一位邻居关系亲密，这位邻居是一个年轻的议员，名字叫作约翰·F.肯尼迪。”这会不会让你觉得凉到了骨头缝里？绝对惊悚。哈哈！
年，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如果你......想感觉自己相当相当地年长，那就去大学里教书吧。我正在从事这个行当......几乎一节课也熬不过，除非我想出某个典故，引得学生朝我投以注视的目光，仿佛我刚从古生代穿越到此......我曾经提到过范尼莎·雷德格雷夫。茫然凝视。葛丽泰·嘉宝。同上。我们就一篇文章讨论了好几分钟的时间，其间不时提及普鲁斯特的法式小面包；至此我才明白，几乎没有一个学生知道，法式小面包具有什么意义，或者实话实说，这个叫作普鲁斯特的家伙是谁。”
碰巧的是，弗兰克·布鲁尼当时也在普林斯顿大学，跟我教授同样的专业——同一间教室，同一个学期，只是课程不同，上课的时间不同——我并不觉得自己“相当相当地年长”，也不是来自太古宙时代。弗兰克写过，他当时很想知道，我们所有人是否都正在失去某种东西，而他对这种东西的妥帖称呼是我们的“集体词汇”。他问道：“共同的参照点正在减少吗？难道私家菜地已经取代大众广场？”
我的答案是，集体词汇和共同参照点不是目前正在减少，而是好几百年来一直在减少。减少过程也许变得更快了，但减少是一种古老而延续的状态。
年，我前往温布尔登，替《花花公子》杂志完成一项任务。任务就是全程观看为期两周的锦标赛，然后写一篇蒙太奇式的印象文章，不仅要写到球员，还要对这个地方进行描述。终稿会很长，但文前的独立引文却很短小，差不多是这样：
饱经沧桑的雄狮霍德出现在五号球场；他来自西班牙；在安达鲁西亚平原上，他以打网球为生。从技术上讲，他是一位试图卷土重来的老英雄；不过，输也好赢也罢，面对这么多观众，霍德能够出场就算是声威重现。他身上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球场周围的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就是为了感受这种气氛，为了能再次看到他的身影。霍德爆发性地发出一球，球击中对手身后的围栏，丝毫没有切中地面。他没有了准度。死人总是慢慢地才能爬起。
继续，霍德的结局即将到来。与此同时：
隔得很远的另一块场地上，史密斯正在剿灭海梅·菲洛尔......拉沃已经遥遥领先，比赛早已变成展示。
自19世纪以来，全英格兰草地网球和槌球俱乐部早已成为标志性化石，因此球场往往比球赛更有趣。
球员休息室，坐在淡蓝色藤椅上的一众球员，正围坐在几张淡蓝色藤桌旁，吃着涂有德文郡奶油的草莓。
该文的编辑是和蔼可亲的亚瑟·克雷奇默（ArthurKretchmer），他即将担任《花花公子》的总编辑，后来他在总编辑岗位任职了三十多年。我和他常常通过电话展开讨论；讨论过程轻松愉快，完全看不到吃草莓、剿灭对手和苏醒过程中那种你争我抢的场面；我们的讨论终于进入会员座位区：
在全英格兰草地网球和槌球俱乐部的会员座位区，支着一把把大阳伞，会员和宾客坐在阳伞下，咀嚼着上佳的羊腿沙拉，以及涂有德文郡奶油的草莓。他们的四周有几个金鱼池。金鱼租自哈罗兹百货公司。会员租自中产阶级上层的最上层。温布尔登是英国社会这一阶层的年度聚会，右舷出门，右舷归家。
亚瑟·克雷奇默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故意以一种略为吃惊的语气解释道：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人前往印度时，乘坐的是没有空调的轮船。价格最贵的特等客舱位于轮船的左舷，以躲开能把人烤蔫的太阳。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往西踏上归家的旅程时，价格最贵的特等客舱换到了轮船的右舷。这一点可能是杜撰的，也可能是真实的，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觉得，它就是含有“时髦奢侈”之意的单词“posh”的渊源和出处。坐在全英格兰草地网球和槌球俱乐部会员座位区那帮人，比不上爱斯科赛马会的人：右舷出门，右舷归家。
我没有秒表，无法给电话线那头的沉默计时。但我真切地记得，克雷奇默最后说了些什么话。他说：“一万个读者中，也许有一个人会知道这层意思。”
我说道：“你看，关于温布尔登的这篇文章长达一万三千多词，你无怨无悔地全部买了下来。我求你，就算为了那一个读者，维持不变吧。”
他说道：“胡扯!”
▼
《写作这门手艺》
[美]约翰·麦克菲著/李雪顺译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约翰?麦克菲，美国非虚构写作大师，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四十余年，其学生中有多位成为普利策奖得主，还有很多活跃在《纽约客》《时代》等知名媒体，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彼得?海斯勒。
在《写作这门手艺：普林斯顿大学写作课》中，麦克菲不仅分享了自己充满曲折、刺激和陷阱的写作故事，更是坦承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非虚构写作这门课程中累积的经验与想法。他的文章随性但专业，充满了对如何确立主题和结构、写作技艺、采访技巧、甚至写作所用工具等方面的经验之谈。他将写作看成是存在于世的一种方式。也正是这种理念，让本书变得异常生动。这是读者期待已久的一堂大师课。
长按图片，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