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农村生活了22个年头,高中毕业后踏踏实实的下地劳动三年多,以后考入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再以后成了基层的一名“小白领”。现已完成了“劳动挣工分、工作领工资”的历史使命,但仍从事着买菜做饭、倒垃圾、取快递等“义务劳动”,所以一直对劳动一词有感悟,对劳动滋味有感觉,对劳动人民有感情。
年9月20日,我来北京朝阳区居住,至今已四年多了,身边有不少扔下锄头来打拼的农民,他们来自全国不同的省份,虽然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所操口音等各有不同,我也不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知道他们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他们在家里人人都有一亩三分地,饿不着,冻不着,已经达到了“两不愁”。他们出来打拼,并非生活所迫,而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喝水是为了活着,喝点儿茶水是为了更好的活着”。他们为了活的更好些,就要出来挣点儿“茶钱”,仅此而已。有人说,“劳动光荣”。他们说,这是不劳动的人给我们戴的高帽,我们从来没感觉到光荣,只感觉到累,更明白不劳动没钱花。他们又说,我们的勤劳永远不能发财致富,但不勤劳就会受穷。出来打拼就是挣个辛苦钱,养家糊口,略有剩余,以备养老。
来这里打拼的农民,年龄大多在50到70岁之间,60岁左右的居多,男人多于女人。他们以清扫卫生、园林管护、看门护院、保姆等职业为主,月工资大多在元到元之间。有的管吃管住,有的管住不管吃,有的不管吃也不管住。
打扫楼道的是一位江西妇女,她负责清扫一个31层三个单元的一栋楼,不管吃不管住,每月工资元。她丈夫是一位木工,也在北京做工。她租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地下室,每月租金元。她负责的这栋楼的一楼,有一个三四平米的房间,用于取水和洗涮墩布,有一把破旧椅子,累了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早晚在家吃饭,中午带一顿饭,到地下室宿舍去吃。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其中培养了两名大学生。她说,“我小学毕业,上了五年学,当时是学制要缩短的年代,大喊读书无用,便下地参加劳动。又一直喜欢读书,只得把希望寄托给了儿女。现在打工挣点儿钱,主要用于自己开销,剩下的留着,等走不动爬不动了再花”。
扫大院的是一位吉林老头儿,每月工资元。他老伴儿前些年去世了,便随女儿女婿来北京。女婿在附近的“首航超市”打工,女儿患有腿疾,操持家务。她和女儿、女婿吃住在一起,租了一间十几平米的一居室,月租金多元。女儿、女婿住下铺,他住上铺,虽多有不便,但也没办法。他说,“劳动会让我忘掉一切”。
大院儿北头儿有一个朝北开的大门,门西挂着两个牌子,一个叫“北京紫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个叫“北京房地集团第二物业管理分公司”。有两个保安,一天24小时两班儿倒把守,重点是保证公司安全和管理门前的车辆停放。其中有一位山西的保安,他说,“老伴在太原照看孙子,前些年我经人介绍来北京当保安,公司管吃管住,每月工资元,一年净剩两万元左右。之所以来北京,主要是比在县里打工多挣点儿钱,这也是我们多数外地农民工的共同想法。我们花钱都要省着花,钱都花到买零食上了”。我问他,“一日三餐都吃什么?”他说,“公司管吃管住、发服装,一年天很少吃到肉,馋了就买点儿零食解馋。早饭一年天小米粥、馒头、咸菜不差样。中午和晚上大米饭、馒头两样饭,一个炖菜,炖菜里有一丁点儿肉。法定节假日能吃上一顿炖肉。星期日每两人发一斤挂面,自己回宿舍煮,伙房师傅给打好卤,一人一份。全院儿有20多名保安,都在一个伙房吃饭”。5月7日下午三时许,我又碰到了他,我问他中午吃的什么饭,他高兴地说,“芹菜粉条肉,肉不少就多吃了一个馒头。”我说,“天越来越热了,你们的日子应该好过些吧?”他说,“我们住的地下室,最怕七八月份,雨季一到,地下室的被褥总是湿淋淋的。一见太阳出来就得急忙跑进宿舍搬出被褥晾晒,否则晚上睡不了觉。”我问他,“你们属谁管?”他用右手摸了一下左胸前的小牌子,牌子上写着“北京金法保安”字样。
三月底的一天下午。我散步到铁道边上的小公园树行里,偶然见到三位席地而坐的园林管护人员。有一位年纪较轻的守着一塑料袋饼干,正慢慢吞吞的吃饼干。我见状说,“咋不喝点儿水啊”?一位没吃饼干的60多岁的老人说,“喝水不行,会闹肚子”。我问,“这是吃的什么时候的饭呢,刚三点多钟?”。还是那位老人说,“中午饭吃了,吃的馒头炖大头菜,他饿了就买了点饼干吃”。我问,“菜里有肉吗?你们的伙食标准是多少?每月发多少工资?”他说,“菜里没有肉,伙食费估计每人每天不超过十元。每月工资元,一年能剩两万元左右,12月底就回家。”说完,他问我附近有没有熟食店。我说,“这儿是青年西一路,从这儿往东走十分钟到青年西路,那条路又叫餐饮一条街,想吃什么都有,想解馋,你们就去超市熟食摊儿买点儿猪头肉吃,相对实惠点儿”。他们三个,一个是河北人,两个是东北人。
院里有一位70岁上下的老太太。她面容慈祥,衣着得体,谈吐文雅,戴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像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我们经常碰面,偶尔说两句不多的客套话,原来她自己爱牵一条小狗儿。今年三月份,发现有一位50上下岁的妇女跟她不离左右。又经常发现她俩坐在小公园的休闲椅上分吃苹果。如此亲密,我以为肯定是一个什么亲戚。有一天下午,我碰到了老太太,却没见到那位妇女。我问她,“你的那个亲戚呢”?她脸色不悦的说,“她不是我的亲戚”。说完再无二话。次日上午,我碰到了那位妇女,却没见到那位老太太,我问她今天咋没吃苹果呀?她说,“吃啥苹果呀?老太太生气了,都三天没买菜了”。我问,“你和老太太到底什么关系”?她苦笑着说“啥关系,我是她的保姆”。她是山东临沂人,小学没毕业,但多年来自学,现在能有高中水平了。她自幼羡慕工人,所以长大了就去了大庆,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人做伴侣。婚后育一女,女儿曾在北京工作三年,不同意母亲来北京,说北京老太太很挑剔,不好伺候。可她这个人不信邪,就要看看她们有多不好伺候。这样,她来北京几年了,到这位老太太家刚一个半月,管吃管住,每月工资元,法定节假日另加工资,清明节就给她加了元。她说,“我这个人是这样,只要你有正义,我就干,你没正义我就走人,不伺候”。她没吐露老太太为何生气,我便说了一句,“到哪儿不管干几天都要留个好念想,这是做人的本分”。她朝我浅浅一笑,并点了一下头。
附近有一个“木北护肤造型”,实际就是一个理发馆。一位年逾六旬的安徽老人负责这个馆的20多人的中午、晚上两顿饭。他管我叫“老伙计”,我管他叫“老木北”。这个理发馆是他儿子开的,他说他在给儿子打工,每月工资多元。他个头不高,身板儿硬朗,活泼好动,快言快语。他见到我总是笑嘻嘻的说,“老伙计,我给你烧两个菜来我家喝酒”。他是一个最省心、最开心、最舒心而不惜力的打工者,因为是老子给小子打工,到何时何日其位置也不可倒置。
“五一”下午二时许,我又在“木北护肤造型”门前碰到了“老木北”,他刚送完中午饭,准备回家操持晚饭。几天没见,格外热情,他见到我又搂又抱,还是要我去他家喝酒。我说我刚吃过饭,再者,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哪好意思去你家喝酒。他笑了笑,笑的天真,并大声的喊着:“我的名字叫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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